【明報專訊】筆者今年出版了一本討論房託策略的新書《這些房託值得買》，因此書展連續幾天都在會場內流連。單憑感覺，今年的人流比去年旺。當然，不少朋友入場，主要目標是明星寫真集或小孩的課外習作。我在場內就跟兒子看到了一對父母買了一整個行李箱的習作。我跟兒子說：「看吧，你入場就買了套魔術套裝；人家就買了那麼多習作，也許我們都應該多買一些。」聽罷，我兒子立即想拉我離場，看得連那位爸爸也偷笑。
不過，書展商業化，可能是「必要之惡」。筆者記得英文文學老師介紹莎士比亞劇作的時候，說過當時話劇是流行文化。劇場都在城巿的娛樂區，旁邊就是鬥熊場。所以老師建議，對於書中部分細節，不要太鑽牛角尖，因為那些細節可能只是為了收視而寫，吸引年輕人放棄看鬥熊，而選擇看他寫的戲。
創辦《明報》的金庸先生，撰寫武俠小說也非純粹為了立言，而是當日發展報章的壓艙石。所以文藝創作，最難莫過於在忠於自己和滿足巿場之間平衡。筆者最根本的訓練是分析員，所以覺得巿場主導並非壞事，總比作品乏人問津，單在圖書館封塵有用。
不過文化界最大的考驗，可能還是來自科技挑戰。畢竟，人類有紀錄的文明幾千年，印刷術卻在500年前才發明。書本變成普羅大眾消費品，更是近一二百年教育漸漸普及之後的事。近十年的電腦科技，大規模降低了影音傳播的成本，其實淘汰了某些書種，例如想煮某一道菜，最快的方法是在網上找影片，這比找書所需時間更短，而且間中煮不出來，亦可反覆觀看，往往可以找到老師沒說出來的要點，這是普及書籍做不到的功用。
科技普及知識 書籍功能改變
當然，到了深入研究之時，亦需要細讀理論。這是書本的強項，例如我亦會間中重新拜讀法國藍帶國際學院的教科書以吸收理論。可見書本另一個重點是長遠記載知識。但是二戰之後，幾十年來以書本提供娛樂和普及知識，可能慢慢會被互聯網取代。書本的責任就回歸到記錄理論，傳承知識。歷代東亞、中東，以至歐洲都有皇家圖書館，就是一例。
不過這並非說作者應該跑回象牙塔之中。例如筆者發現，每周在報章撰文是個好機會，沉澱整個星期所發生的事情。寫出來的固然成為了我的資產，就算沒寫出來的，因為思考過，所以就算客戶問起亦會有個稍為像樣的答案。
文化事業發展 或回歸演講為主
一整本書籍亦一樣。獲邀寫書，當然是有出版社覺得自己對某一方面有足夠的知識，但是寫完6萬字之後，整套理論就更通順。將之化成半小時的分享會、一小時的持續進修講座、甚至3小時的大學客席講座，亦覺得更有質感。聽眾之後再買書，因為聽過了現場或錄音演講，看書亦更有效率。
在書籍普及之前，知識傳承主要靠口耳相傳。中華民族幾套經典小說都是由說書筆記發展出來，就是例子。也許，重新以演講為主，書本為輔，才是文化業繼續發展的方向。今年書展不少攤位都舉行各種分享會，一改以往只有著名作家獲邀在會議室演講的狀况。這令所有作者都不再躲在冷冰冰的文字後面，長遠而言也許是黎明之兆。
安泓投資總監
[楊書健 泓觀亞太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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